清末奇人傅崇榘 成都报业、彩票的弄潮儿

发布时间:2018-06-12 19:43:51

清末奇人傅崇榘 成都报业、彩票的弄潮儿

  清末傅崇榘,在报业、彩票、工业等诸多领域,勇开风气之先,所著《成都通览》堪称清末成都社会的“百科全书”。但这位杰出学者长期来并没得到应有的重视,以至其生平事迹也不可详考。

 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五(公元1900年12月6日),古色古香的成都桂王桥北街33号,空中突然鞭炮声声……许多人齐集一家公馆前,门上高悬崭新发亮的“成都图书局”黑漆大匾。

  一个20多岁、身材矮小的黄脸青年,笑容满面对众人说:“我们不是做生意,是办《算学报》。”许多人一脸茫然,青年朗朗说道:“诸位总晓得,省城里早有用锅烟子印刷‘上谕’、‘辕门抄’之类的《京报》、《纶音捷报》嘛!这些官府古董只在官场流通,与百姓无缘。报纸,是老百姓也可以开办印刷、老百姓都可看的,既传送消息、又启发民智。西洋各国最为流行,所以人家也最先进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上旬,宋育仁先生在重庆办了个《渝报》,这就是我们四川最早的报纸啰。次年他调省城当尊经书院的山长,《渝报》办了16期也就停刊了。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,也就是西历1898年5月5日,宋先生又在省城创办《蜀学报》,其实就是《渝报》的延续,也是成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份报纸……《蜀学报》多议论时政、倡导维新。敝人和苏星舫先生合办的这个《算学报》,则是宣传西学博算、开启民智,是成都办的第二家报纸!”

  这位青年就是四川近代报刊、出版界的先驱傅崇榘(1872-1917年),字樵村,他此外还有新樵、樵春、樵斧、过来人、樵新子、亦天等笔名、别号。他1898年肄业于成都尊经书院,在《蜀学报》当过“访事”(编辑记者一类)。

  当时的成都确实太闭塞,《算学报》曲高和寡。过了一段时间,傅崇榘叹气道:“可叹可怜,办了两期,莫得20个人肯要!”只好停刊。其发行量之少,为世界报刊史上所罕见。但《算学报》是四川继《渝报》、《蜀学报》之后最早的报纸之一,也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份自然科学类的报纸,从此永载史册。

  傅崇榘并不气馁,又于清光绪二十七年(公元1901年)创办《启蒙通俗报》,木版印刷。初为半月刊,第14期起改月刊,影响渐大。出资支持者除一些官绅外,还有德国驻宜昌领事米尔雷、法国驻重庆领事安迪。

  此时官府也晓得與论的重要了,清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四川总督锡良办官报书局。傅崇榘已是省城报刊界“权威人士”,他建议该局“总办”陆钟岱创办《四川官报》,至这年十月十日又发行《成都日报》(这是成都第一家日报)……这些官方报纸因得傅崇榘帮助不少,少了许多官腔冷脸,还拉来一些商界广告。

  清宣统元年三月初一(1909年4月20日),傅崇榘又创办《通俗画报》作为附刊,随《通俗报》附送。

  傅崇榘是新潮人士。大约在电影刚传入成都不久的1908年前后,他自称:“电光戏,图书局傅牧村现在东洋习演一年,方购回川,立电光馆。公馆衙署约演者价二十元至三十元。若赴图书局(作者注:在清末时桂王桥北街33号)观者,每人价二角。”

  他在各种“新政”中也大出风头,是四川彩票业历史上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。只是这只“螃蟹”实在难吞,把傅崇榘弄得几乎倾家荡产。

  18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早把发行彩票合法化。光绪年后,中国官方也渐发行彩票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冬,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批准,在成都七家巷口设四川“彩票公司”(后改名为“票捐总局”)。

  初办彩票时都不晓得为何物,众商缩手,而傅崇榘却一马当先跳将出来。这年寒冬,桂王桥北街图书局大门右侧,又挂起块“富记彩票分行”的大吊牌来。原来有个当过县丞的冯昆山,这时当上监印彩票委员。他找到傅崇榘说:“你的图书局每期认销三千张,彩票公司给你特别折扣。彩票局总办翁又申大人连连夸你敢开蜀中风气之先,委任你为‘商董’……老弟,你真是名利双收啊!”

  傅崇榘冲锋在前开办起“富记彩票分行”,成都众商家也纷纷领购彩票。彩票公司为此特委任傅崇榘为售票委员,并对他“悬牌奖励”。

  冯昆山是“以权谋私”的高手,不出分文和傅崇榘合伙,所得利润却要“干分三成”。而领彩票需现银,傅崇榘又无此财力,只好约朋友曾雅仑合资。曾雅仑不认冯昆山的“干股”,只允傅崇榘占利二成;而冯昆山也不认曾雅仑的入股,只认傅崇榘一个人。原说好的照三七成分账,傅崇榘在曾雅仑处只得二成之利,在冯昆山处却须付出三成之利。傅崇榘暗自叫苦:“我白白跑腿奔走,空有三千票之虚名,每期还倒赔一成之利以归冯!”

  到次年(1906)三四月间,傅崇榘实在玩不下去了,就不再给冯昆山的“入股利润”。冯昆山大怒说:“你既毁约,我只好把什邡钟知县托我经手、在你处所取彩票该付的银钱‘借’来,充我该得之红利!”

  当时省城彩票,由各彩票商领销,发全省各地销售。销售滞阻后,每票改售5元,仍十家九剩卖不脱,傅崇榘处所剩尤多,外无人买,内不准退。曾雅仑亲戚王西垣又挪借三百多元,曾雅仑见势不妙,抽身去也。傅崇榘剩了无数卖不脱的彩票,借了一屁股的外债,弄得他几乎去撞南墙,连叹:“恨我心计太拙,实不如人。一年之间共亏一万余金,如今势成骑虎,妈呀,咋个办啊!”

  傅崇榘正想靠造黄包车来赚点银子去填补彩票“黑窟窿”,哪晓得谈知州家探知到傅崇榘的“工业馆”在此,有木铁工匠一百多人,洋车材料堆积遍地,搬迁肯定困难,就乘机要挟涨房租。傅崇榘无奈之极,好话说了几箩筐,房租每月加十两……黄包车造毕,傅崇榘再无财力供房租,慌忙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转租贵州馆街的廉价住房。

  这时傅崇榘因彩票积亏捉襟见肘,要把留在谈公馆未搬、约值银二百多两的造车剩料青木搬回。而谈知州说还欠房租,高矮不准搬走,厉声扬言:“任你打官司,我是不怕的!”傅崇榘气得发昏,事后逢人就诉苦大叫:“对我尚如此不可理喻,他当官时对百姓的手段就可想而知了。诸公,诸公,公理何在!”

  朋友苏星舫对傅崇榘说:“樵村,只怪你乱想汤圆开水喝,才弄得一蹶不振!两年前(作者注:指1904年),你以川中报界名流身份,去日本世界博览会考查,你啥子不买,掏空钱包买了几大口袋各国书籍、图表,在四川是最早从日本购进油印工具。归国时你雄心勃勃写诗:‘秀才出了门,更知天下事。踏遍东西球,遂我平生志。我生不逢辰,长才困专制。今日归故乡,桑邦能展翅!’你还是一心吃油墨饭吧。”

  崇榘长叹一声说:“你说得对极。归途中我还写了诗慨叹:‘出洋反比归家近,入蜀方知行路难。’专制社会中干实事大不易啊……我还是先搞出版、办报,开启民智要紧,昏暗中国方能强盛。”

  傅崇榘从此一心著述,十余年中,汇集出版了规模宏大的《傅氏丛书》,计有:《中国历史大地图》二十种(从《禹贡历史大地图》分朝编绘到大清统一地图)、《万国通商水陆新地图》、《中外商务丛抄》一百卷、《四川省文明进步图》、《四川省明细详图》、《西域古今改革图》、《中外商务丛抄》一百卷、《国朝名人言行录》、《考订长江水道图》、《“山海经”古地今证》……

  他还在宣统年间编纂过《自流井》杂志。扬州出盐商,他设计的封面是个穿高领衣、千娇百媚的扬州美女在盐井框架背景中,这就将扬州、自贡两座盐业城市紧紧连在一起……这种“川盐销天下”的封面设计,以今天眼光看来也是独具创意的。

  川中人士无不惊叹:“傅樵村以个人之力亲自编著、校订,出版如此浩繁之图册、刊物、报纸,实奇人也!”

  他还当过四川红十字会会长。因他长子傅玉荪、长女傅寿珍及四女、侄女得急病,经中西医先后治疗无效都去世。所以他沉痛地说:“可见中西医均不可恃也!”他鼓吹医学应大力改良,小儿要普种牛痘……

  傅崇榘对后世最大的贡献,是他费尽心血写的巨著《成都通览》。此书初名《说成都》,1909年问世。全书31万多字,分列400多个栏目,对清末成都的山川、地形、交通、河道、塘堰、物产、寺庙、官衙、仓廒、工厂、银行、邮政、文娱、赌博、妓女、袍哥、官员、学校、商业、行帮、口语、俗谚、童谣、民歌、街道、家具、饭馆……都分项介绍,真是包罗万象。

  有人问他:“自古史书、志书,皆官修。你以一布衣百姓,想传不朽么?”傅崇榘不高兴了,大声说:“我以久居成都来介绍成都,比仅是成都过客却来说成都的人好多了。我以亲身耳闻目睹来介绍成都,比仅靠传闻来记录成都的人好多了。我以成都风物百事实录来介绍成都,而不是以笔墨空谈成都。我以调查近事而说成都,不像有的人考据古典咬文嚼字来空议成都……卖弄文字功夫、向官府颂扬献媚骨的一些史书志书,历代太多啰,哪还要我老傅来多说!”

  确实,历朝四川官修的地方史志,大多为统治者及士大夫流歌功颂德,而对民风民俗、社会下层的记载实在少见。省城商务局总办沈秉堃此时调任云南,他为此书作的序言很中肯:“自《蜀都赋》《华阳国志》后,而四川风土殊少记载。虽通省有志,府厅州县有志,近时新编各乡土志,然皆记其往迹,录其大要,未有于风俗人情、日用寻常贷物价值汇集成籍者。门人傅生从游有年,恒留心实学,著述甚多。近又著《说成都》一书,邮寄来滇。浏览一通,举凡山川气候、风土人情、农工商业、饮食方言、居家事物,凡百价目、水陆程途,靡不毕载,诚人生必用之书也。以个人之调查,为人群之指南,其裨益社会,岂浅鲜哉!”

  这本书在诸多方面留下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,将其称为清末成都社会的“百科全书”是一点不过分的。如说川菜,书中记载的“陈麻婆豆腐”、“椿芽白肉”之类四川传统菜肴小吃就有几百种之多。说起抽烟,清末成都这座30万人口的消费城市,书中记载仅为人“装水烟”为业者竟达1200多人,可见烟客之多。书中记载清末成都有茶馆454家;理发店有619家、收荒匠714家……连“避虼蚤”、“避臭虫”及逮耗子的行业、方法都有记载。尽管行文大都简略,但各行各业几乎都可以在此书中找到百年前的珍贵史料。